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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明清时期,微商势力强大,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,或“先儒后贾”,或“先贾后儒”,或“亦贾亦儒”。徽商别号和宅名的选取,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。 

      别号,又叫别字,是古人除了名和字外的又一种符号。徽商别号中常见的字有庵、斋、串、轩、堂等,它们都是建筑类名称,其中庵、斋还可引申为书房、学合的意思。如以业鹾近三十年未滥交一人而著称的江世运,号易斋;常以弃儒服商不克显亲扬名为恨的洪庭梅,号雪斋;明成化、嘉靖间歙县人许明大,号竹庵,拾金不昧,常说“吾索视不义富贵若浮云耳”;乾隆时歙县人江春,号鹤亭,练达明敏,熟悉盐法,被推为两淮总商,乾隆六下江南,讧春得以扫除宿戌,时人谓为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;乾隆时婺源人洪胜,号雅轩,平生做裨益百姓的事情不胜枚举;清康、乾间歙县人吴岘山,号嵩堂,常说:“人生学与年俱进,我觉厚之一字,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”。这些别号,有的原是微商本人的书房名,以书房名作为自己的别号,象征读书不已、求学不止。

      另外,徽商别号还常带土地耕作、五谷种植的意思。如清婺源木商黄振甲,号春谷;郑鉴元,号馀圃,他由歙县迁居扬州,平生好读书,经商之余常手不释卷;明休宁人程莹,号谷隐,豪放之气,播于湖海,常训诸子以耕读为本;江恂,号蔗畦,后任职芜湖道,工诗画,收藏金石书画,甲于江南。

      徽商别号又与山、川、泉、源等相联,意在颂天地之造化、赞自然之神奇、留恋家乡山水景色。如明代休宁人金法宝,号瀛山,以勤持己,以俭率诸人,以和联日来相贸易者,资遂日起。绩溪汪锡畴,号禹泽,太学生,后经商,先贫后裕。兄亡,汪锡畴将所置资产于寡嫂幼侄均分,深得村人好评。歙县江以深,号少渠,于天长铜城镇,曾助建本地舆梁三处,置义冢、施棺梆,感于村闾。

      别号可以是两个字,也可以是三四个字的。如明成化、正德间歙县人许太明,号青麓居士;皖派篆刻的主要代表人物程邃,号江东布衣、垢道人;程悦,号南滨钓叟。

      徽商别号还可以表示自己某种志向、愿望。如洪致晖,号吉人;张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,自号“农隐”;李贤因读《愚溪赋》而自号愚谷,他极力做到“一日而得千金无喜色,一日而挥千金无吝容”。

      更为有趣的还是别人送与徽商的别号。有因富得名者,如歙县潭渡黄履晟兄弟四人,以盐策起家,寓居扬州,庭园别墅鳞次栉比,俗有“四元宝”之称;朱熹外祖家祝氏的邸肆生业几平占歙郡城之半,因此人称“祝半州”。有以施善名闻遐迩的,如歙县富蝎何永昌,贾于广济县武穴镇,见义必为,曾构茶亭以荫路者,施田亩以资僧廪,人送别号“何善人”。有赞颂为人诚实、经营有誉者,如歙县外村江羲龄品性正直,在芜湖一带经商时,有人多付给他一些金银,江羲龄核帐时发现,即辗转寻找,将其退给顾客,被人称为“扛公道”。此外,也有对其为人嘲讽讥贬者,如明嘉靖中,丰溟吴天行,以财雄于一方,住处广置园林台榭,充玩好声色于其中,纳妾百名,生活极奢侈糜烂,人送别号“百妾主人”。

      徽商别号形形色色,五花八门,有的是自取的.也有是人送的,它反映了徽商好儒、好山水、有抱负的心态。有时,其别号用得比他的名字还要经常些。宅名是微商的居所名称,居所地址的选定非常讲究,落成后的名称更有学问,从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,徽商宅名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心态特点。

      徼州有一旧俗,谚曰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;十二三岁,往外一丢”,徽商长年浮泛于烟波江海,出没于荒原古道,足迹遍及边陲海岛,一些人对此产生了厌倦之情。屯溪程维宗平生之志,喜于作为,以立事功,近六十,欲求息肩,乃开一轩,名日“知还”,表示自己的逸老之意;休宁查道大生活于明天顺、嘉靖年间,尝在吴楚间贸易,正当经营红火时,幡然归里,独置一室,曰“慎斋”,家人不理解,他说:“天道忌盈,可不慎乎?”同邑程世纲晚年厌商游,避开喧嚣的商界,来到山中修身养性,自题其轩曰“克已”。

      徽商中有奸有诚,既有狡猾奸诈的恶商,也有市不二价,然诺不欺,义所当为的君子商人。明代歙县富源人胡仁在嘉禾经营米业时,遇饥荒,同行乘机抬高米价并掺以泥沙,唯胡仁米行原价供应优质大米,博得世人敬重,为此他告诫子孙:“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”,遂建屋取名日“居理”。婺源黄龙孙贸易无二价,诚信笃实,数十里内借贷者,不需卷约,彼此自协,虽口吃说话费劲,但襟怀坦白,始终不移,自谓其宅曰“彝叙”,使子孙顾名思义矣。

      更多的微商则是雅志林泉,向往与家人、亲朋相聚,共叙家常的天伦之乐。歙县方中茂寓迹吴越近三十年,涉江淮、历中州,足迹所至,无不凭吊古今,抒写胸臆,高情逸致,留下不少诗文,归里后,选胜筑室,称“忘乐园”,编篱种竹,杂植梅桂,四时芳香不断,聘请名师教授孙曾辈于其中。明初黄仲荣南走荆湘,礼游淮甸,不数年腰缠千万贯归里,筑屋“大隐”,每日与二三老人徜徉其间,吟诗作对,抚琴歌唱,旦夕无倦容;休宁汪应时有斋曰“半闲”,风月之夕,翠色花香,与几位知已对月畅饮。

      别号与宅名虽非微商独有,但通过这个侧面,对煊赫一时的徽商心理状态7解一二,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徽商。

      1.徽商所处的文化氛围极好。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之一,理学影响渊远流长。这虽然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禁锢,但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封建文化的繁荣,出现了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.“远山深谷,居民之处,莫不有学有师”的局面。受这种发达封建文化的熏染,微州商人在经商中着重“以诚待人”,“以义为利”,讲究公道、居理,所以,才会出现“新安大贾,鱼盐为业,藏镪有至百万者,其它二三十万,则中贾耳”的鼎盛局而。

      2.徽州商业资本的利润除一部分投入生产领域外,其中很重要的流向是投资培养封建人才和建造房屋、购置田产。他们一方面遵循“富而教不可缓”的原则,慷慨解囊资助“振兴义教”,另一方面,他们“平生奔走江湖,稍获微资,即思归里安顿先人,营造坟茔”,或“多置田室,以长子孙”,没有违背封建社会“治生当以末起家,以本守之”的信条,所以徽商别号大体多与建筑、读书、土地相关联。

      3.徽商作为封建社会一个阶层,同样摆脱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。清初“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,加以织造铜斤等款,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”,到了乾隆年间,“已及四百余万”,“科则数倍于原额”。一百年间两淮盐课猛增了四五倍,他们不得不将巨额的利润通过捐输、急公济饷、佐修河工等名目奉纳朝廷,这使许多徽商产生了厌商心理,开始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,闭门静养或逗弄子孙,从此避开商界。

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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